三是英国的不一致宣告模式。

不得不承认，这种类型的民事客体极具特殊性，甚至混淆了民事权利内容和民事权利客体，但这是由此种民事权利的非典型特征决定的，尽管如此，履行行为也不同于作为民事客体的有体物和民事权利，是二者的骑墙者，即具有有体物和民事权利的双重特征：有体物的外在形式和民事权利的法律效力。权利思维在无体物之上抽象出民事权利之后，无体物概念的作用应该是指明民事权利的发生基础，这个基础在法学阶梯体系中体现为有体物与所有权混同的有体物，而在学说汇纂体系中则是所有权。

它们源于对所有权和有体物的认识错误，这恰恰说明以有体物为客体的所有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民事权利现象，所有权的重要性体现为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性，而不是在民法体系中的普遍性。在各种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寻找传统定义中的所有权，否则便视其为民事权利中的异类。换而言之，无形物与有形物具有密切联系。权利思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编纂将采用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学说汇纂体系，而其中第五章延续了《民法通则》的立法传统，规定民事权利而非民事客体。过分强调所有权在民法体系中的普遍性，会潜移默化地输入因误解所有权概念而产生的物化思维，从而不适当地凸显有体物在法律关系中的作用，这会进一步加剧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语境的脱节，对于民事客体理论思维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提到：13.有形物(res corporals)是那些可以触摸的物品，例如：土地、人、衣服、金子、银子以及其他无数物品。(二)体系衔接作用的表现形式 一元化客体理论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寻找民事权利的现实基础，试图达到民事权利与现实基础一一对应的理论效果，然而它忽视了权利基础和权利目的之间的差别，前者是民事权利产生的前提，后者是民事权利实现的结果，民事客体的存在意义显然应当体现为权利基础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持有大量的社会基础数据，却未充分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合理使用制度对设计，对平衡个人数据权益、企业数据权益及社会公众相关权益具有重大意义。个人数据资源的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财富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腾讯与华为、大众点评与百度、顺丰与菜鸟驿站等巨头企业的数据之战已硝烟弥漫。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场合或个案中，如果私人利益的价值相对较大，比如涉及人的自由、基本尊严或者重大财产利益，公共利益优先应受到限制。值得一提的是，经授权脱敏化处理的个人数据，属于不能再识别个人的数据。

公共数据的开放，不仅可以为公众的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优化数据资源配置，降低决策主体因政策或环境不确定带来的不确定损失，也可推动数据经济等新型数据产业的发展。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等不同数据类型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使用规则以及法律适用均存在差异，既有法律规则难以对上述差异性作出有力解释，既有司法解决纠纷机制遭遇明显障碍。

那么，企业数据控制权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是不是一种数据所有权？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或区别？有学者认为企业数据(产业数据)财产性利益本质上是一种企业数据所有权，[73]对此本文不敢苟同。[64]二是独创性的数据汇编作品要让位于合理使用，这是企业不选择著作权法保护转而选择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数据的重要原因。新的利益诉求井喷式增长的缘由有三：一是权利本位论下权利话语权的争取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同阶层背景的群体对利益的需求往往不同甚至是冲突的。

在现下企业数据未被法定化权利保护之前，以受法律保护利益角度，即新型权利视角探寻企业数据的法律保护，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过渡性处理方式。如果直接套用传统所有权法律框架，势必造成数据巨头企业疯狂掠夺公有领域及个人领域的数据资源，产生数据垄断、数据滥用与数据围城，进而妨害他人使用数据的自由与数据产业的发展。[48] 2006年英国数据保护署组织的电话访谈中，金融数据居于个人敏感数据首位。其四，个人数据携带权。

一方面，数据库保护是通过著作权保护具有独创性的选择或编排的数据库，数据库保护模式有利于解决社会公众自由利用数据问题，却难以保护数据库制作企业的投资回报问题。传统民法学界认为，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产生基础、权利客体及其特性均不相同。

从技术层面上看，数据的类型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43]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隐私与个人数据概念之间可以互换。

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的不足在于，除了隐私权不能保护个人数据中的财产性利益之外，隐私权保护的客体也未能涵盖个人数据的客体类型。(三)公共利益优先数据利益规则 当数据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维护公共利益。[61]司法实践在个案中保护个人数据利益时应作利益衡量与严格的限制，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司法诉讼保护和公序良俗等目的，对数据主体行使数据利益的限制应被允许。此外，还可参见《冒凤军诉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等隐私侵权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一是您认为应否允许以转让取得的实际耕作的经营地进行抵押(贷款)？，对此，66.67%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性回答。最后，畅通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救济途径，尤其要强化司法救济。

这不仅不利于集体成员身份的确定与解除，也不利于集体成员权利的保障。最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程序不合理。

对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和发放，应当由被征地农民集体协商确定分配方案并予以公示，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农地改革思路与实践对话的法治要求是：普及三权分置的政策意图，践行与释明其新制度设计。

同时，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立法，建立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强化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益，促成国有建设用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形成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调研数据显示，宅基地流转不畅、农地规模经营不畅、承包地无法抵押贷款是被访村民认为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和改革中最主要的三个问题。

但这一特别法人有何特别之处？如何规制其法人构造及其运行？如何切割或区隔其与农民集体已有的农业经营合作组织等经营主体？这些问题皆在探讨中，立法当予以回应。其次，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残缺。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可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民宅基地进行协议回购，并由双方就补偿等事项进行充分协商。另一方面应探究难以推进的缘由，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确保农民尽快持有承包经营权证而享有实体权利。

作者简介：陈小君，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州510420)。其次，在民法典物权编起草和《土地管理法》修订过程中，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合法性设置法律制度基础。

例如，修正《土地管理法》43条、第63条，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出让、出租、入股等方式直接入市。收益分配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问题的核心，相关争议主要针对地方政府是否应当参与收益分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村民自愿将房屋转让给村外人或出现房屋被村外人继承的情形时，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失去意义，因而法律在制度上应肯认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行使坐落房屋之宅基地的法定租赁权，收取其合理年限的合理使用费。为尽可能做到调查数据真实、全面、透彻，问卷与访谈均以一对一的方式展开。

可见，农民对承包地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仍有依赖，只是随着农地改革的深入，农民要求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的意识逐渐被唤起，入股、抵押等方式才成为农民流转土地的新需求。但由于相关政策尚不匹配，新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未对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使得土地经营权抵押面临障碍。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形式，新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未明确其包含转让方式(36条)，流转一词的内涵十分模糊。这折射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仍然固化于初始制度设计的单纯保障功能，财产价值彰显不力。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及存在问题 受访者均表示愿意将承包地流转出去。2011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力争到2012年底把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做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全覆盖。

[5]参见韩清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这项工作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保护，是新时期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惠农政策、加快农村改革发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性工作。

《物权法》对何为成员权缺乏明确规定，对成员资格的得失变更标准亦未置明文。从访谈情况来看，当前农村对成员权的得失变更条件缺乏统一标准甚至没有标准，导致成员权边界不清。